全国人大委员名单:晚年毛泽东——痛苦的先知先觉

来源:百度文库 编辑:北方网 时间:2019/12/15 16:53:4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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辛若水
(一)有没有先知先觉
有没有先知先觉呢?要看对这问题怎么理解。像刘伯温那样,上知五百年,下知五百年的先知先觉,大抵是没有的。其实,不只人没有那种能掐会算、先知先觉的本事,就是神,恐怕也没有的。从某种意义上讲,所谓神,就是神化了的人。在我们的传统中,就有神化智谋人物的倾向。所谓的智谋人物,自然能够运筹帷幄之中,决胜千里之外。那么,他们为什么能够决胜千里之外呢?也就是因为他们掌握了规律;只有顺应规律,然后才能利用规律,从而预见未来,取得胜利。在古代的演义小说中,不是有许多的锦囊妙计吗?遇到危险的时候,打开锦囊妙计,自然就能够化险为夷。于是,我们便很奇怪了。这写锦囊妙计的人,究竟有什么本事,能够计算那么准呢?他所凭借的究竟是什么呢?我们普通人,大抵是参详不透的。也正因为参详不透,所以便觉得神秘,以为写这锦囊妙计的人,定然有先知先觉。然而,这先知先觉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在我看来,所谓的先知先觉,虽然有神秘化的倾向,但依然是从经验中来的。他们积累经验,掌握规律,所以能给人那种用兵如神的感觉。所谓的用兵如神,这说法也非常巧妙,是“如神”,而不就是“神”,这里拿捏得是很准的。生来就会打仗,生来就会作诗的人,是没有的。生下来什么也不会,这才是最真实的,至于后来,则可以学会许多东西,甚至“用兵如神”、“下笔如神”。对于经验主义,我是同意的;至于先验的东西,大抵都是由经验变来的。也就是说,先知先觉,都来自于经验。孔子就说,人非生而知之者,所以都是通过学习,而获取知识的。好学,是圣人的品格,也应当成为我们后生的楷范。也可以说,正是好学、深思、明辩,造就了先知先觉。但是,仅仅看到先知先觉来自于经验,还是不够的,因为先知先觉毕竟远远地超越了经验,而进入了化境。从经验的角度讲,先知先觉是没有的;但是,从起越的角度讲,先知先觉又还是存在的。先知先觉超越了普通人,这是大家认同的。然而,先知先觉与普通人相比又是非常痛苦的。先知先觉和普通人大抵并不一样;因为这不一样,所以就会被视为异类。鹤立鸡群,在表面上看,固然很风光;但是平庸的鸡,又岂会容得了独立的鹤。所以,鹤的处境,就很可以悲哀了。普通的人虽然崇拜先知先觉。但是,他们往往很难意识到,自己崇拜的先知先觉就在自己身边。恐怕即便意识到,也是极力排击的。人们最希望的就是大家与自己都是一样的;如果有谁与众不同,那就定是和大家为敌,可以鸣鼓击之。现在不有许多人老想着与众不同吗?我还是好言相劝,不要这样的好。与众不同,固然让人觉得欣喜,但也会带来灾难。所以,“泯然众人矣”,倒是非常不错的选择。但是,真正的先知先觉恐怕是不甘心的。瞿秋白不说过么:“我是江南第一燕,为衔春色上云梢”。这江南第一燕,自然是先知先觉了。他的理想,也是高妙得紧。但是,这么高妙的理想,又给他带来了什么呢?他在牺牲前写下了《多余的话》,而这“多余”二字,就表达出了许多痛苦。先知先觉往往是和敢为天下先联系在一起的。既然是先知先觉,那自然要敢为天下先了。可以说,我们非常欣赏敢为天下先的精神。但是,这种敢为天下先,又给人一种狂妄的感觉;康有为曾经说过:“我是支那第一人。”这话恐怕让许多自以为谦虚的人们笑掉大牙吧。其实,很早就有“先发制人”与“后发制人”的争论。但我,是不赞成先发制人的。我们知道,在放对的时候,愚蠢的拳师,总是一开始就使出全副本领,而高明的拳师,却懂得退让,而最终取得胜利。所以,我的观点是,既要先知先觉,又要后发制人。黔驴技穷就是很好的例子。一开始,那驴子就跟凶神恶煞一般;而老虎呢,则百般挑逗,发现驴子的全部本领不过如此之后,便吃掉了它。有人可能觉得,先知先觉和后发制人是矛盾的。实际不然,所谓的先知先觉,实际上就是知己知彼。而所以后发制人,那是为了保存自己,同时等待着敌人的消耗。也许,真正的胜利者,都是把先知先觉与后发制人巧妙统一起来的。
(二)最初醒来的人
其实,先知先觉也可以称之为最初醒来的人。然而,最初醒来的人,所面对的并不是光明的世界,而往往处于黑暗中的。鲁迅那个“铁屋子”的比喻是令人震惊的。在那个时候,鲁迅所面对的中国恰恰是绝无希望的铁屋子,大家都在沉睡,突然有了醒来的人,于是不免惊醒一些人,大家来致力于破坏铁屋子的工作。但是,这又是决无希望的,因为铁屋子太过强大了,醒来的人,惊醒了沉睡的人,不但没有给他们带来光明,带来温暖,反而给他们带来了痛苦。如果大家都在沉睡,那即便有许多的痛苦,也是觉察不到的。觉察到痛苦本身,也是一种痛苦。那觉察不到痛苦呢,也可以说是一种快乐了。在中国,本就有“古今如梦”的说法,但是“何曾梦觉”呢?苏东坡曾问一位老婆婆,翰林这一生像什么呢?老婆婆说:“一场春梦耳。”苏东坡非常喜欢这个说法,便把老婆婆叫做“春梦婆”。其实,真实的人生,在苏东坡那里,虽然有许多空幻,但并没有太多的悲哀。而在五四时代就不一样了,现代的知识分子面对的都是梦醒了无路可走的悲凉。正因为梦醒了无路可走,所以先知先觉,才是痛苦的。然而痛苦,并不是先知先觉的全部。先知先觉,所以是先知先觉,就在于他们认识了真理,而这种真理又恰恰不为人所理解,所以也就更难谈得上实行。先知先觉,所能做的,也只是用真理唤醒大家。然而未被认识的真理,往往被视为谬误的。先知先觉,往往要面对一种颠倒的。可以说,在先知先觉那里,世界是颠倒的。因为他们所执著的是理式世界;而现实世界就没有理式世界那么完美。也就是说,只有颠倒现实世界,才能达到理式世界。不是有个说法么?把颠倒的世界再颠倒过来。于是,人们便去颠倒世界,而在颠倒世界的过程中,人们的价值观念也颠倒了个个儿。如果真正的先知先觉,只是引导了颠倒世界的运动,那究竟有没有意义呢?当然,头足倒置,是很可以悲哀的。但是,健步如飞的人,又有几个不想翻几个跟头,来证明自己有能耐呢?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讲,先知先觉是得风气之先的人。龚自珍所谓的“但开风气不为师”,是为许多人所欣赏的。但是,开风气的事,又哪容易赶上呢?人之患在好为人师。不能开风气,那只好想着去做人家的老师了。如果总是抱着教训人的态度,去和别人交往,那渐渐地就会“门庭冷落车马稀”。相反,我们若是抱着做学生的态度,那才会“孺子可教”呢?开风气的人,就是先知先觉者,也往往可以成为时代的弄潮儿。“手把红旗旗不湿”,这弄潮儿的风采,固然为人欣赏,但付出的努力,定然非常大。时代的潮流,往往是说不清的。虽然在时代的潮流中锻炼品格,非常重要,但是,更应该在默默中培养才华。还有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,那就是先知先觉往往被视为时代的落伍者。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出现了,恰恰是这时代的落伍者,代表了时代的精神。许多时代的弄潮儿,在历史的时空中沉寂了,但是被视为落伍者的人,却走进了永生的殿堂。在历史面前,仿佛什么都说不清楚;既然如此,那还是什么也不要说的好。其实,也没有必要想着做先知先觉。既然古今如梦,那还是永远不要醒的好。所有的梦,都是通向虚幻的。而我们也都会化做一片灰,被风吹散,再也没有了踪影。虚空,才是我们永远的栖身之地。既然如此,做先知先觉,又有什么意义呢?我们的结局和后知后觉,甚至不知不觉,是一样的。先知先觉,是走在前面的;后知后觉,是跟在后面的;不知不觉,是永远昏睡的。说实在的,我非常喜欢不知不觉的。人的一生,就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,既然不知不觉,那就谈不上什么意义了。其实,也只有先知先觉才去追求意义。先知先觉,也是不一样的。这个时代的觉悟,可能就是另一个时代的痴傻。譬如在毛泽东时代,舍己为人,大公无私,叫觉悟高,而在我们的时代,则被视为傻冒。在毛泽东时代,坑蒙拐骗,自私自利,被视为不道德的,但在我们的时代,这又被视为聪明灵巧。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毛泽东时代的觉悟,我以为,那种觉悟,才合乎人类的理想。而我们的时代,则是道在屎溺,每下愈况了。
(三)先觉觉后觉
虽然我们这个时代,已经不再讲什么觉悟了,但我总觉得,人还是有点觉悟的好。当然,这种觉悟,已经不是阶级觉悟,而是道德觉悟、精神觉悟。有了道德觉悟,才会认同舍己为人,才懂得自私自利所得到的那点快乐,是何等的卑微。有了精神觉悟,才有今是昨非之感,才有真正的忏悔,才有真正的自新。实际上,觉悟,这个词,是从佛经里来的。所谓的觉悟,也就是悟道,悟道,大抵很难的。我们虽然知道,道在迩,不在远,道在内,不在外;但是,我们很难找到它,也就是说很难觉悟。也许,人生不过一个谜团,那么这个谜团的谜底又是什么呢?说不清的。如果说得清,也就不在这里说了。也许,每一个探索人生之谜的人,都会找到一个答案。而实际上,这答案并没破解人生之谜,反而又给人生之谜增加了一个谜团。既然人生是一个永恒的谜团,那彻底地觉悟,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没有人会讲,自己彻底地觉悟了。因为彻底地觉悟本身,就是一种迷惑。我们能做的,也只是一点一点的觉悟。“如梦者之醒,如仆者之起,如病者之苏”,这就是觉悟。当然,觉悟有两个途径,一是渐悟,一是顿悟。二者各有优劣,但我却主张渐悟与顿悟并举的。渐悟是要求修行的,这很类似于哲学上讲的量变;而顿悟,则是一瞬间彻悟,这仿佛哲学上讲的质变。也就是说,顿悟有赖于渐悟的积累,而渐悟亦有赖于顿悟的证成。对于顿悟的瞬间,我们是非常欣赏的。有的人因见桃花悟道,而我们每个人心中也仿佛开了一树桃花。但是,我们只知道那人因桃花而悟道,但这道究竟是什么,我们并不知道。桃花就是道么?不是的。但是,道又确实通过桃花体现了出来。道,一方面无所在;另一方面,又无所不在。道在屎溺,我们是清楚的;道在桃花,也并不曾错。但是,屎溺与桃花又有什么区别呢?看到屎溺,我们总是掩鼻而过;但看到桃花,我们的心里便增添了许多诗情画意。我们当然可以说,屎溺是丑的,污秽的;桃花,是美的,赏心悦目的。可为什么道既在屎溺,又在桃花呢?在屎溺的“道”,与在桃花的道是一个“道”吗?如果是一个“道”,为什么引起我们截然相反的感觉。如果不是一个“道”,那这两个“道”又有什么分别呢?《论语》上有句话,讲得还是很妙的,它说:“道不同,不相为谋”。看来,作为最高范畴的“道”,依然有许多歧异。也许,正因为“道”的不同,所以才会有,在一方面是觉悟,在另一方面是痴迷。许多时候,这觉悟适足以证成痴迷的。譬如大公无私,舍己为人,这是极高的道德觉悟;但这种觉悟,不恰恰证明对道德理想的痴迷吗?再譬如:“不事王候,高尚其事”,这自然是极高的精神觉悟,但这种觉悟,不恰恰证明对独立人格、自由精神的痴迷吗?实际上,真正的觉悟都是与痴迷统一在一起的。可以说,有一份觉悟,就有一份痴迷。我不知道,痴迷于觉悟本身,是应该叫痴迷,还是应该叫觉悟。然而,不管怎样,我是非常欣赏痴迷于觉悟本身的。纵然觉悟本身就带着许多痴迷,但是,我们还是渴望觉悟的。觉悟了,还可能再痴迷,这简直是一定的。就像人吃了饭还是会饿,饿了还会吃;人醒了,还会睏,睏了还会睡一个样子。终级的觉悟,也许是没有的;但是,渐进的觉悟却是不断的。我们所以讲觉悟,也就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明白些。我们并不想糊里糊涂地走过这一辈子。在活得明白,或者觉悟的历程中,有先知先觉,有后知后觉,也有不知不觉。先知先觉,是很少的;不知不觉,是要不得的;我们大多数人,都是后知后觉。后知后觉虽然比不上先知先觉,但较之不知不觉,还是有一定优越性的。为了让更多地人觉悟,那也只有采用“先觉觉后觉”的方法,就是让先觉者去教育后觉者,让他们的思想苏醒。其实,思想教育的内涵,也不过“先觉觉后觉”,当然也可以叫做思想启蒙。好像,我们现在已经不需要什么思想启蒙了,大家都认同了自由、民主的观念,只是忘却了“天下为公”的理想。当然,在我们现在的觉悟者看来,“天下为公”实在是愚昧无知的。“天下为公”与自由,民主,都是一种觉悟,但这相反的觉悟,不恰恰印证了觉悟也是一种痴迷吗?
(四)民族的先知
看《圣经》就知道,所谓民族的先知,往往没有极好的命运。他们不为人理解,甚至受到残酷的打击。弥赛亚的降临,是先知预言的。但是,人们连弥赛亚,都不识得,更何况做出这预言的先知了。所谓弥赛亚,就是救世主,但我们早就知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,所以也就不信了。虽然没有救世主,但人们在苦难中,却有被拯救的渴望。也正是被拯救的渴望,造就了救世主本身。我们现在当然在否定救世主,但是却否定不了自身被拯救的渴望。至于基督,我就不多说什么了。然而有一点,却是不容否定的,那就是基督有着拯救世界的决心。还是回到我们的研究对象,毛泽东及文革。可以说,毛泽东在文革之前,一直扮演了一种大救星的角色。而对于大救星,我们除了预礼膜拜,似乎也没有什么可做的。但是,毛泽东大抵并不喜欢大救星这个角色。其实,那些真正能够建功立业的人,并不怎么自我膨胀,以为自己是宇宙的主宰,他们往往能够意识到自身的脆弱,能力的有限以及世事的多变。当然,他们能够克服自身的脆弱,但是,这并不能够改变他们内心的真实。如果没有文革,毛泽东将会在中国历史上永远地扮演大救星的角色,而正因为有了文革,毛泽东才真正成为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先知。所谓的先知,主要的是能够预测未来,而预测未来,定要把握事物的规律。能够成为我们这个民族先知的,大抵只有毛泽东。那么,毛泽东为我们这个民族预言了什么呢?问题看似很清楚,但实在不好说的。我曾经讲过的,毛泽东走了历史的前面。其实,走在历史的前面,不过有两种结局,一是成为先知先觉,为真正高尚的人们所尊敬;一是被视为时代的落伍者或者忧天的杞人。如果处于十年文革的背景下,我们自然会觉得毛泽东在那里杞人忧天。但是,一旦中国历史走向了与文革截然相反的道路,我们突然发现,毛泽东的杞人忧天,已经成为了活生生的现实。也就是说,活生生的现实,会让毛泽东重新赢得人们的尊敬。实际上,毛泽东时代的许多言说,真的过时了。什么“阶级斗争一抓就灵”,什么“修正主义”,“走资派”,我们一听到,马上就觉得头大。但是,这些在文革中,就非常模糊的概念,在我们今天看来,竟然显得那么清晰。实际上,许多事不讲,并不代表着不存在。在许多人的眼里,也许文革早就成为了妖魔鬼怪;但是,谁又知道,在一段被歪曲的历史里,竟然有那么多的闪光之处。毛泽东预见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,但这个未来,可能要修正他们那一代人,抛头颅、洒热血所追求的理想。也许,对毛泽东来说,最为痛心的就是,中国革命只是完成了有产阶级的更新换代。所以,毛泽东要用十年文革来避免这个前途。但是,历史却表明这个前途似乎是避免不了的。没有人能抗拒得了历史本身,即便英雄豪杰也不能。虽然历史证明了毛泽东惊人的预见性,但这种证明,是让人痛心的。我们真的希望文革就是一场大灾难、大浩劫,但是,现实却帮助我们认清了文革的真相。在文革中,是肯定暴力革命的,那个时候不是讲:“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,就是造反有理”吗?但是,我们今天谁又认同这个呢?人们都在反思暴力革命,人们似乎觉得如果没有暴力革命,中国会发展的更好。然而,如果没有暴力革命,中国还可能处在大清王朝的时代。离开具体的历史背景,去谈理论,是非常可怕的。在上世纪五十年代,曾经有过对电影《武训传》的批判,这批判的核心问题,就是暴力革命是否具有合理性。暴力革命的合理性,是勿庸置疑的;如果没有革命,如何打破封建的专制,如何推翻三座大山?也可以说,是革命造就了中华民族崭新的未来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,义和团运动是远远地高过武训的。但是,我们现在已经非常喜欢给武训唱赞歌了,然而,这种赞歌,是让我们跟着毛泽东站起来;还是跟着武训跪下去呢?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,我们的价值观念和毛泽东时代是完全颠倒着的。我们并不能说毛泽东时代是完美无缺的,它也有许多不好、缺点、失误;但是,这些都没有法子改变一点,即毛泽东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。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,毛泽东一方面,成为了我们民族的救星;另一方面也扮演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先知。
(五)凄凉的晚境
毛泽东的晚境是非常凄凉的。这种凄凉,一方面由了异常激烈、复杂的权力斗争,一方面由了毛泽东对身后事的忧虑。总之,毛泽东是非常孤独的,也正因为这种孤独,更容易让人体会人生的凄凉。虽然毛泽东一直以来都有一种非常乐观的态度,但到晚年,他的许多判断日趋悲观。他曾经引过《孟子》中的话:“仲尼曰:‘始作俑者,其无后乎’”所谓始作俑者,就是开始用俑殉葬的人。比喻恶劣先例的开创者。实际上,孔子的话,是带有诅咒意味的。但毛泽东却把这话用在了自己身上。然而,毛泽东是始作俑者吗?我并不这么以为。毛泽东从来就没有开过什么恶劣的先例。即便是作为大灾难、大浩劫的文革,依然燃烧着动人的理想。我也并不以为文革是理想主义的灾难,理想主义是不会带来灾难的。在许多人眼里,崇高的革命者,较之卖国的汉奸都不如了,我觉得这是可怕的颠倒。俗话说,要要公道,打个颠倒。文革要做的是把颠倒的世界再颠倒起来。可以说,这种颠倒,即便千秋万世,都是有积极意义的。我们仅仅看到并且无限地放大所谓的灾难与浩劫,也是不对的;我们更要看到那个时代高高飘扬的旗帜。那面高高飘扬的旗帜,凝聚了几代人的奋斗、流血与牺牲。也可以说,那面旗帜,就是一种信仰的象征。但是,现在,信仰早就淡出了历史的舞台。那面旗帜,早已不再是一种信仰,而成为了利禄的工具。许多崇高的东西,成为利禄的工具,几乎是无法避免的。但是,我们却有足够的清醒,可以把利禄的工具与崇高的信仰区分开来。实际上,文革过后,许多人都想通了,崇高的信仰实际变得一文不值,只有利禄本身,才是最后的实在,一切的根源。不是讲欲望在推动人类历史的发展吗?于是便放纵自己的欲望,走向了一条不归路。如果这条路,是少人走的,我们还可以告慰先烈们的在天之灵;如果这条路具有了普遍性,那只能让我们重新发现文革的意义。毛泽东真的错了么?也许,在当时是错的,但在后来,却又成了精华。有的人在分析晚年毛泽东的时候讲,毛泽东所以力排众议,发动文革,实际上是有一种千秋万岁名的念头的。如果错了,那没有什么,但若是正确的,却会为人民永远的景仰与感激,因为这是挽狂澜于既倒。然而,晚年的毛泽东,恐怕已经没有法子挽狂澜于既倒了,因为他是拿未来做赌注。现实没有他想得那么糟,未来也没有他想得那么坏。但是,毛泽东发动文革,又决不是为了千秋万岁名。因为他早就赢得了这些东西,他没有必要用文革来增加什么。更何况,毛泽东的文革,能带来的恐怕不是普遍的赞誉,而是许多人的指责。毛泽东在文革中,是抱着粉身碎骨的态度的。是什么东西能够让毛泽东粉身碎骨,亦再所不惜呢?只有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,只有他的理想,只有他的终极。当然,这样的想法是现在的“公仆”们永远无法理解的。人民,是真正的主人,这是毛泽东信念。但是在毛泽东的思想里,出现了一种类似悖论的东西,那就是本应该为人民服务的公仆,有可能骑在人民头上成为“主人的主人”。在毛泽东时代,这一点恐怕只是处在萌芽状态;但是,只要有萌芽,就可能出现参天大树的。毛泽东的防患于未然,是能够赢得真正高尚的人们的尊敬的。当然,关于毛泽东的整党,许多人是有微词的,看一下韦君宜的《思痛录》就知道了。痛定思痛,痛何如哉?这当然不是我们所能知道的。但是,在思痛的另一方面,却也可能具有许多崇高、伟大的东西。譬如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,我们现在也说不出有什么错,当然这种方式,也可以描述为对思想、精神、灵魂的折磨。然而,一旦这种方式寿终正寝,都出现了出多恬不知耻的公仆,我们又做何感想呢?本来,文革是有许多错处的,去否定这种错处,并没有什么不好。但是,由此发展到妖魔化文革,甚至全盘否定毛泽东时代,那就大大的错了。有的人指责别人没有摆脱二元论,但是,在他们的心思里,凡是怀念毛泽东的,就是污蔑改革开放,这又是几元论呢?把许多的崇高的、伟大的、神圣的东西,全都抛掉,那我们还会剩下什么呢?毛泽东的晚境是凄凉的,但这种凄凉,恰恰是为了我们不再凄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