军转十大最好单位:王长江:防止改革“碎片化”

来源:百度文库 编辑:北方网 时间:2020/01/18 06:02:25
王长江:防止改革“碎片化”作者:曾东萍来源:《同舟共进》2010年第11期本站发布时间:2010-11-3 20:07:36阅读量:539次  《同舟共进》:胡锦涛总书记、温家宝总理的深圳之行明确地提出深化改革,民间和学界要求深化改革的呼声也很高,接下来的改革重点应该在哪些方面?

  王长江:2010年8月18日是邓小平发表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》讲话30周年,很多媒体在重温这个讲话。可以说,邓小平讲话里提到的所有重大问题,今天仍然存在。但不能说近30年政治体制改革完全没有动静,实际上无论中央还是地方,对改革的探索一直在进行。

  我们历来主张有序改革,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,不能乱,否则带来的恶果远非经济或其他方面的混乱可比。也正因此,政治体制改革需要加强设计,使之有序化。关键是如何理解这个“序”。现在的问题恰恰在于,上面要求下面的改革要有序,但什么是“序”却没有说清楚。所以出现一个怪现象:上面认为某个改革还可以,就说是有序的,允许继续搞;如果觉得不太合适或触动了某些部门的既得利益,就说是无序的,马上叫停,这就使改革存在很大的随意性。以我的理解,“序”是要有规范、有设想,要把边界划清楚,然后在边界许可的范围内,允许大家进行探索,这才是正常健康的改革。

  深化改革面临的最大问题,不是具体哪些方面应该怎么改,而是要有一个从战略高度对改革作出的总体设计。但现在连一个统筹的机构都没有,只是把改革的要求落实到每一个部门,由部门自己去想怎么改。改革出现了部门化的现象,这是不利于改革大业的。现在一讲改革就把创新拉过来,似乎加强了改革力度,但实际上把改革与创新放在一起时,两者是存在一些细微区别的。改革的观念要大些,而创新则多半指向具体。如果改革与创新并举,我是非常赞同的,但如果以创新代替改革,总由部门从自身具体操作的层面思考问题,今天一个新招,明天一个新招,去代替总体改革,那改革就碎片化了。

  我提出一个观点,即防止改革“碎片化”。目前已经出现了这种倾向。我听很多地方官员反映,说“出台了那么多的政策,给我们左一条,右一条,干一件事、推荐个干部、换一次届,程序都多得不得了,但是程序多有什么用呢,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”,这样反倒用程序掩盖了过去那种不科学。改革一要主动,二要设计,不是说放开一点,用一种民主的词汇,用一种民主的形式,让大家去改就行了,这样似乎满足了大家的要求,但没有目标,改了半天,大家都不知要干什么,就变成一种碎片化的改革。最后大家觉得,搞不搞改革、搞不搞民主就是那么回事儿,反而对民主失望。这种状况,实际上糟蹋了改革的名声。

  回过头去观察苏联当年的改革,会发现所有应该改的领域都涉及了,也提出了几乎所有的措施(当然他们最后改成多党制,这点我们是不能同意的)。但最后为什么稀里哗啦就垮台了,国家就解体了?很重要的一点,就是它没有一个总体的战略目标,缺乏有序的引导,而是被潮流推着走。一开始是半推半就,好比下面的诉求有100分,就前进20分;再有100分,再前进20分,久而久之老百姓就觉得你这个党靠不住,推一推,动一动,甚至不使劲推就不动。到了最后,你再说改革,那就是“狼来了”,老百姓不相信了。最后即使再大的措施也没用了,老百姓已不能容忍了,党失去了人民的信任。我认为这才是苏共最后失去执政地位的最重要的教训,不是过去说的什么和平演变。说穿了,还是内部出了问题:一是过去的体制本身出了问题,二是没有把握住改革。

  《同舟共进》:您刚才谈到要划定一些边界的许可,防止改革的随意性,这些边界是指什么?

  王长江:我之所以说边界划分不清晰,是现在很多时候还用一些已经过时的观念规范改革。

  比如说党的领导。党的领导肯定要坚持,但到底什么叫领导?还有,我们自己说了,要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,但万一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发生矛盾,应以哪个为标准?这就是边界没划清楚。结果是,在部分人心目中,要坚持党的领导,那人民当家作主得靠边站;认为过去的一系列做法都不能违背;认为搞民主,让老百姓参与进来,与过去的做法不符,那就超越边界了,但这个边界显然是过时了的。邓小平说得非常清楚:“要坚持党的领导,必须改善党的领导。”(《邓小平文选》第二卷,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)

  再比如说党管干部。有人说,党管干部是民主的最大障碍,你要管干部,那老百姓怎么当家作主?二者好像是矛盾的,但我认为不矛盾。哪个党不管干部?美国民主党不管?日本自民党不管?都管,都要把执政权牢牢地掌握在党的骨干手里。关键在于怎么管才叫科学。党管干部应遵循民主的原则,必须尊重人民的选择权。你可以管得细致入微,甚至可以用强力,比如说用动员、思想教育来影响民众的选择,但不能代替老百姓进行选择。这就是边界。

  《同舟共进》:这些边界的存在,是意识形态的障碍,还是某些既得利益者打着意识形态的旗号来维护自身的利益?

  王长江:两方面都有。一方面是有些人观念确实没转变过来,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,实际上是在坚持计划经济和闹革命时那种领导方法。但观念总有转变的可能,都30年了,怎么还转不过来呢?背后就是既得利益在作怪。一种不合理的机制,不仅在于它运行起来缺乏效率,还在于它会沉淀下很多既得利益,形成不合理的利益格局。

  《同舟共进》:您说过,搞市场经济就等于走向一条不归路,不要民主,民主也会敲门。现在市场经济已经搞了30多年,民主敲门了么?

  王长江:早就敲门了。这段话有两层意思:第一层,是改革可从解决经济问题着手,但随着人们需求的逐渐提高,其他改革也必须同时进行。第二层,改革的方向还是要用经济来判断。

  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,会遇到一些障碍,其中就有政治体制的障碍。现在的问题不再是大家说不够吃,而是说社会分配不公平。那怎么才能分配公平呢?执政党公正一点,官员廉洁一点,理论学好一点吗?不是的。如果所有利益主体不能参与到一个平台上,光靠少数人在那里分配,肯定是不行的。这就是说社会也要民主。

  经济也好,社会也好,乃至文化也好,都在推动政治体制改革,应该说这是一种大势所趋,各方面的诉求已经体现出来,再不进行政改,就落后于时代了。

  下一步很重要的是要着力于公民社会的建设。这就要让民众组织起来,如十六大报告所说,要“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”。这句话如果摆在一个平面,可能看不出什么,但如果放到历史进程中,它实际上是否定了过去的代替人民当家作主,而主张支持人民当家作主,是非常重要的。

  《同舟共进》:有学者提出要重建社会,引起很大关注。不久前深圳市委书记王荣也说过:“我们希望更早建立公民社会。”这是一种趋势吗?

  王长江:搞了市场经济,最后肯定会朝公民社会发展。市场经济不仅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,更重要的是会激发社会活力,催生公民社会。政党要在国家和社会之间起连接作用。有地方领导提出建立公民社会,这是很好的,说明执政党的干部也开始接受这个观念。当然,要防止一种倾向,就是仍用老方式去“管理”社会,管理是一个方面,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服务社会。

  《同舟共进》:其实社会也在自我生长,很多事件表明民众的民主意识在增长,比如一些地方有民众联合要求罢免不称职的人大代表,但实行起来遇到了困难。

  王长江:遇到困难,首先是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开发得不够。人大制度从原则上说是很好的制度,但现在一有人用,反倒觉得违反了什么做法,实际上违反的是习惯的思维定势。制度就应该创新、突破,不能把老百姓的行动和探索视为洪水猛兽。

  其次是过去固定下来的一些做法,本身就违反了人大制度运行的基本道理。限制很多,结果就是代表们缺乏权力,老百姓的权利也难以行使。有人说我们要不要实行西方的议会制,我觉得没必要,只要按照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和逻辑规律重新梳理人大制度,让它良好地运行起来就足够了。我们有的时候是自缚手脚,自己把自己束缚住了,这种束缚就是过去的传统观念和既得利益。

  一个体制如果能够设计出一系列的渠道,把信息都纳入进去,那体制就稳定;反之,如果大部分信息溢出体制之外,体制肯定是不稳定的。一个好的体制应该去容纳老百姓的需求,给他们足够的沟通渠道。